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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中国有望搭上科技革命列车的头等车厢
发布时间:2015年08月13日 信息来源: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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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处于转型的时代,进入了新常态。新常态不仅仅是指增长速度的下降,更重要的是结构的变化。从2001年到2008年这段时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超高速的,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这样一种超高速的经济增长不可能长期持续。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如果我们的出口增长速度还超过世界平均水平,那就一定意味着有些国家的出口在萎缩。所以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能维持世界平均水平就已经非常不错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第二个转变是,无论是制造业占总就业的比重,还是制造业占GDP的比重都在下降,而服务业的比重在上升。制造业的市场是全球的,需求来自外部,但是服务业不一样,需求要靠我们自己创造,是内生的,所以增长就变得非常困难。

上述两个转变是中国经济今天遇到困难的深层次原因。除此之外,当然还有一些短期的原因,比如过剩问题。前一阶段上了很多项目,盖了很多房子,到了今天都面临过剩,处于痛苦的调整期。

 

一、日韩经验显示中国经济前途光明

国际上的经济学家对于中国经济的看法都是比较悲观的。比如萨默斯做过美国财政部长、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校长以及奥巴马总统主要的经济顾问。他认为整个世界进入了一个长期低速增长的时期,在十年之内中国的经济增长会跌到3-4%。

我认为上述判断过于悲观。和中国大陆可比的是日本、韩国还有台湾。我们今天所达到的经济发展程度和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末、台湾和韩国在上世纪80年代几乎是一样的。我们和他们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比如高储蓄、高投资、教育水平非常高、科研投入非常高。从他们的历史来看中国大陆未来的走向是有意义的。这么看的话,我们会有很大的信心。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7%,日本产品开始统治世界。有人可能说日本赶上了好时候,实际上70年代和现在差不多,面临石油危机、债务危机,美国经济也非常困难。在此期间日本经济之所以能保持高速的增长,就是因为创新,过去的积累得到了爆发。韩国本来应该在上世纪90年代爆发,但是由于亚洲金融危机而推后了。今天韩国接近于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水平。韩国能做到这点也是靠创新。比如韩国三星从上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搞芯片,投入海量资金,如今统治了全世界。  

未来世界还会保持高速增长,只不过要经历十年左右的痛苦的调整期。就像上世纪70年代的危机之后有十年的调整期,到了90年代新经济出现,美国进入十几年高速增长。

 

二、中国在下一轮工业革命中处于有利位置

我们不知道下一轮工业革命会在哪里出现,但是看到一些非常好的苗头。比如中国实现了最长距离的量子通讯。一旦成功,它会是一个革命性的产品。另外一个革命性的产品是石墨烯。石墨烯导电性极其好,容量极其大,不仅会使电子行业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也会使电池行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现在电动车唯一的问题是电池太重,充电太慢,续航能力太低。如果石墨烯实现应用,这些问题都解决了,电动车就会主导未来。中国在这两方面都是走在世界的前列,前途还是光明的。

现在都说成本增加,工资提高。其实工资的提高是正常的。如果工资水平不提高,那还叫什么经济增长?在提高工资的过程中,唯一的出路就是技术进步。

中国在技术进步和创新方面有很好的基础。我们的教育水平非常高,每年有大量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毕业。不要以为700万大学生、几十万研究生没有用,他们是有用的。只要有10%的人参与创新已经足够了。另一方面,我们的资本存量极其多,M2现在达到130万亿。为了把纸面上的财富变成实际的财富,一是搞固定资产投资,这方面已经开始饱和了;二是投资到创新上面,投资到人才上面,这样才能把我们过去积累的财富变成未来的有收入流的资产。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国应该有信心。

中国科研投入正在赶超发达国家。科研投入占GDP的比重在十二五初期只有1.7%,今年是十二五结束之年,达到2.2%,十三五估计超过2.5%,也就是发达国家的水平。到那个时候,我们的人均收入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大概也只会是发达国家的四分之一左右,但是我们的科研投入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这说明我们的科研投入是非常多的。有人会说很多科研投入都浪费掉了。这种现象的确存在,但美国的科研投入也有很大的浪费。很多科学家估计,在未来的五到十年间,中国有可能有人会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特别是物理方面极有可能获奖,原因就是这些年科研投入增加了。此外,在科研投入里面,企业投入已经超过了国家投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企业投入是市场导向的,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三、市场化改革已经是势不可挡

很多外国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抱有怀疑的态度。他们认为政治上限制很多,经济改革难以推进。我认为市场化改革已经是势不可挡。

改革无非是做两件事,一件是破,一件是立。过去三十多年间,中国的改革历程都是破的过程。破的阻力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思想方面。很多官员还没有转变观念,他们需要认识到,市场和社会其实可以做很多事情。过去老说一收就死、一放就乱。实际上放开后一点都不会乱。第二个是权力方面。如果权力都放给市场,很多官员可能没事可做。第三个是既得利益方面。很多人在旧体制中有很大的利益,不想变革。好在我们有习近平总书记这样一个有担当、有责任、敢行动的领导,中国的改革有希望。这是在战略层面上的分析。

具体到实施层面上,最好的办法还是以开放促改革。在这方面有两件事值得大家关注。一个是自贸区的扩容,一个是中国和美国正在谈的双边投资保护协议。自贸区要做的是金融开放和服务业开放。投资保护协定在名义上是保护本国在对方国家投资的协定,但对中国而言是关于全面改革的一个协定。它要求我们开放市场,所有的企业都必须一律对待,包括民营企业,此外还有环境保护、劳工保护等方面的规定,每一条对中国都是革命性的。现在谈判是比较顺利的,估计明年年底之前一定会签。这意味着我们到明年年底的时候,会有一个大的改革开放。

另一方面改革还要立,首先要立产权。我们对民营资本的保护远远不够,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远远不够。比如根据现在的知识产权法,大学老师在实验室里做出的成果属于学校,不能把知识产权转移出去。实际上可以采取更灵活的做法,使得产学研真正结合。美国也有同样的法律,但是有一些灵活度,老师的科研成果可以拿出去办一个企业,但企业的收益要在学校和老师之间分配。我的母校威斯康星大学周围产生了很多新兴的生物医药公司,带动了就业。

总结一下,在未来十几年,可能会有一个科技革命,现在是科技革命的前夜。中国一定能搭上这趟科技革命的列车,而且可能会坐在头等车厢里。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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