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关于创新的研讨会上，曾担任过美国副国务卿的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理查德·库珀提出，创新和技术进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取得了较大的技术进步，但是还没有形成促进创新的文化和制度环境。尽管在关于中国创新前景的问题上与这位老教授进行了较多的争论，但是笔者基本上认同他的观点。再透彻一点，这个观点其实反映出了创新经济学与创新发展经济学在理论上的区别。

事实上，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一门叫做“创新发展经济学”的学科。之所以要提出这样一个概念，其实是为了解释后发国家的创新实践及其理论解释与发达国家的区别。正如发展经济学要研究的是相对贫穷的国家如何快速追赶并最终成为高收入国家一样，创新发展经济学就是要研究技术落后的国家如何快速地向处于科技前沿的发达国家趋近，并适时实现创新系统的转型，从而像发达经济体一样形成动态化、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这对如何实现我国“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创新发展理念也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从实践来看，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等相对成功地实现了技术追赶的经济体，在创新发展历程中体现出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所不同的创新行为，在创新链条上的走向有较大差别。韩国学者金麟洙在《从模仿到创新》一书中曾指出，发达国家的创新过程一般遵从阿特拜克（Utterback）等学者提出的U－A模型，先有产品创新，而后跟随而来的是生产过程创新；而后发国家往往相反，先从制造环节切入进行生产过程创新，在此基础上逐渐探索产品创新。

笔者对比了日本、韩国及我国的历史数据，发现其实这一规律可以再拓展一下：如果说美国的创新过程是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再到技术发展、产品和生产过程创新，那么后发国家的创新次序几乎是颠倒过来的，它们先从降低生产过程成本开始，逐步改进工艺、吸纳先进技术，最终会加强基础研究。

以韩国为例，在逐步经历了大规模制造和重视技术专利的年代后，韩国才开始越来越重视基础研究。自2002年以来，当年均经济增长速度降到4%左右以后，韩国基础研究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0.32%大幅提升至0.75%，这一比重大概是我国目前的7倍左右。另一个例子是我国的深圳。目前发达国家的创新创业中心基本上都是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周围，美国、以色列、欧洲莫不如此。为什么尚没有一流大学的深圳会成为中国最活跃的创新中心？笔者认为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创新过程次序不同，目前我国还没有发展到以基础研究为支撑的科学驱动型创新阶段，尚处于从低成本制造向高技术阶段迈进的转折期，而这与深圳的发展特征基本相符。

进一步观察会发现，在这个不断进行技术追赶的发展过程中，集体主义的作用得到了良好的发挥，集体主义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政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后发国家，一个明显的后发优势是技术追赶的路径相对清晰一些，这是因为发达国家已经在创新实践的过程中摸索出许多成功的技术路线，沿着这样的路线走下去要比自己重新摸索成本小得多。在这个前提下，政府部门可以集中科研力量进行既定方向的研究，实现技术追赶的不断突破。笔者多年前访问日本时，曾带回来一套由经济产业省主持制定的“产业技术路线图”，厚厚的两大本，都是不同产业的未来技术突破方向。按照创新经济学原理，创新的未来技术方向是不可预知的，政府也不可能知道。但是显然后发国家的政府并没有完全受这一原理的约束，这也就是创新发展经济学与创新经济学的差异所在。

第二个集体主义的体现就是大企业战略及其“抱团”行为。发达国家的创新有许多是源于中小企业和创业企业，发生颠覆性创新时尤其如此。而进行技术追赶的发展中国家则并非如此。这与二者不同的创新次序息息相关：对于前沿科学驱动的创新，往往发端于大学衍生的创业企业；而先从生产成本降低和逆向工程切入的创新，一般都是由大型制造企业来完成。而且，大企业在国际竞争中有更强的竞争力和谈判能力来获取国外的先进技术。在日本、韩国等国家技术追赶的过程中，丰田、松下、三星等大型企业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大企业的“抱团”也非常重要，日本的许多大企业是互相救助、甚至互相持股的。在实现半导体技术赶超美国的过程中，日本政府直接出面组织公立研究院所和几家大企业一同攻关，成效非常明显。而美国欲效仿日本的做法，则收效甚微。这同样也说明了创新发展经济学与创新经济学内在理念和制度需求的不同。

我国高铁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抱团”的重要性。尽管从经济效率上讲，改革前我国铁路部门明显带有市场化程度不足的缺陷，但是这种产需部门合一的体制却在“市场换技术”战略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相反对于市场化改革较早、竞争激烈的汽车产业，社会各界对其发展成就和技术进步效果的争议就比较大。当然，最好的平衡是既获得市场机制带来的效率提升，又通过“抱团”行为来实现技术追赶。在这一点上，日本值得我们学习。

不过，如果说创新发展经济学的内涵包括实现技术追赶和创新系统成功转型两大任务的话，那么日本也只是完成了前半部分，后半部分仍需努力。正因为技术追赶做得很好，日本在进入高收入国家群体后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迄今为止还没能形成一个灵活、动态化的创新体系。为此，前不久日本内阁全体成员邀请哈佛大学经济系的乔根森教授来进行咨询，以期帮助日本逐步建立更加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和创新系统，但这在日本集体主义的文化熏陶下并不那么容易实现。

要真正实现创新体系从技术追赶到充满活力的生态系统的转型，就必须从重视集体主义的理念走向更加重视个体主义，提倡张扬创新者的个性，宽容创新者的独特行为和试错性失败，最终实现个体主义与集体目标的融合。美国经济学家阿特金森（Atkinson）曾在其著作《创新经济学：全球优势竞争》中指出，美国的创新体系处于个体主义的一端，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后发国家则处于集体主义的另一端（阿特金森称之为“创新的重商主义”），难题在于如何实现二者的“阴阳”平衡。

对致力于在未来五到十年实现创新发展的我国来说，既要发挥集体优势进行科技水平的继续赶超，又要发挥大量草根创业者个体的创造力和活力，这实在是需要高超的领导艺术。好在我国人民始终是以既勤劳又智慧的优秀品质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相信一定能够完成艰巨的历史任务。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副研究员）